青书单|四十年前的MG电子游戏山大“少年班”,最小的只有13岁
本文摘要:今年是高考恢复40周年,也是浙江大学数学学院教授蔡天新上大学40周年。不久前,他还应邀参加了央视为纪念科学的春天暨高考恢复40周年制作的“朗读者”专辑。本文回忆了他在山东大学“少年班”的师生之谊。 少年大学生与剑桥使徒社 撰文 | 蔡天新(浙江大学

今年是高考恢复40周年,也是浙江大学数学学院教授蔡天新上大学40周年。不久前,他还应邀参加了央视为纪念科学的春天暨高考恢复40周年制作的“朗读者”专辑。本文回忆了他在山东大学“少年班”的师生之谊。

少年大学生与剑桥使徒社 撰文 | 蔡天新(浙江大学数学学院教授)

我希望不久将来,在中国的一流大学里会出现类似剑桥使徒社或维也纳小组那样的社团。

——题记

1979年春节过后,我返回山东大学,接到辅导员通知,系里决定在七八级同学中间成立“小班”。

后来我才知道,成立“小班”是新上任的系主任潘承洞教授的主意。确切地说,是从全年级选拔出成绩优秀、年龄较小的十七位同学,组成课外兴趣小组,由一对夫妻老师楼世拓和姚琦讲授分析技巧和初等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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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承洞教授

“小班”里头多数是数学专业的同学,他们中不少是上一年山东省中学数学竞赛的优胜者,没有参加高考,直接被山大录取。

两位老师的讲课风格很特别,带有神秘色彩,一下子让我们接触到数学史上的大问题和大猜想,从而使我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是在那一年,英国山城德勒姆召开了一次国际解析数论会议,那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数论学家在国际舞台上的首次亮相,代表中国参加的有四位数学家:华罗庚、王元、潘承洞和楼世拓(陈景润因签证未妥没出席),前三位是赫赫有名的数论专家,而楼老师那时还只是一名讲师。

因为年龄小(最小的十三岁),“小班”也被人称作山大的“少年班”。我们自控班也有四位同学入选,除了我,还有郭雷、杨申和姜冶,他们和我不在同一个寝室。郭雷和杨申比我大一岁半,而姜冶比我小三个月。回想起来,进入“小班”倒不一定学到多少本领,更多的是一种精神鼓励。

郭雷是淄博人,后来到中科院深造,师从数学家陈建功先生的儿子陈翰馥教授,他25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40岁不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对杨申的记忆有些模糊了,但曾细心地在一个笔记本上粘贴保存了他清秀的字迹。杨申是郭雷的室友,这使得他们小组成为学习最棒的小组。杨申的双亲是山东医学院的老师,这所学校的校址是原来齐鲁大学的,在2000年被并入山东大学,成为山大趵突泉校区。杨申后来和我一样,考上本校的研究生,却不幸患上白血病,毕业那年秋天便离开了我们。

姜冶出生在西安,从铜川考入山大,他俏皮任性,嘴巴萌萌哒。有一次,系里文艺演出,七九计算数学班女生小合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姜冶为其中最漂亮的一位(也兼报幕员)起了外号“比蜜甜”。这个外号一直被他们背地里叫了三十多年(在不知她本名和去向的情况下),才人肉搜索在美国硅谷找到她。

毕业时姜冶考取重庆大学的研究生,之后他任教于大连理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再后来留学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果尔夫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去了美国的摩根-斯坦利银行,现在纽约一家保险公司任职。我和姜冶曾在大连和布法罗两度相逢,他驱车带我游览了尼亚加拉瀑布和多伦多。

而在“小班”里,最活跃的是数学班同学,特别是王炜。他虽比我大一个多月,却如同一个小精灵,有一张永远长不大的脸。王炜来自德州武城县前王庄村。他天资聪颖,记忆和逻辑推理能力极强,当老师介绍一个新问题时,每每把目光对准他,似乎担心其中有错,即便潘师也时常流露出征询的目光。可他课后不怎么用功,喜欢下棋、打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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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本文作者与楼世拓老师(中)、王炜(左)在山东省图书馆

另外两个学习出色的同学是杨宇弟和杜一宏。宇弟是本校子弟,可谓是英俊少年,还喜欢玩萨克斯管;一宏来自舜帝的故乡诸城,质朴勤奋,大三以后成为我的室友和好友。

说到新室友,有两位非常活跃,岳军和于青林,他们经常去参加周末舞会,而对我来说,舞会的记忆从读研时才开始。

多年以后,我见到数学班班长、已是大校正师级干部的冯天庆,他说起“小班”里还出了一位将军姜东平,与我同龄。他俩毕业后入伍进了总参,分别从事计算机和密码工作。

楼老师曾是上海市中学数学竞赛亚军,他和姚老师都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1962年毕业时,楼老师考研总分名列全系第一,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等原因未被录取。再加上他个性比较要强,后来吃尽了苦头。

1978年调入山大前,两位老师在济南缝纫机厂当工人,业余时间喜欢钻研黎曼猜想等数论难题。当时为了能够接近潘老师,不爱桥牌的楼师专门苦练了一番,等有机会与潘师对局时,便在牌桌上和盘托出,发表他对黎曼猜想零点密度估计问题的见解。

潘师爱才心切,当即表示要把两位老师调进山大。不料工厂头头得知后不肯放人,说既然会算数目那就在厂里做会计吧,最后还是潘师通过省里关系才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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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在英国出席解析数论会议,左起:华罗庚、潘承洞、楼世拓

进入“小班”一个学期以后,根据平时的课堂表现、考试成绩以及个人兴趣,楼姚老师从我们中间又挑选了四位同学,进行数论专门化的训练,可谓是“小小班”。除我以外,还有王炜、杨宇弟和杜一宏,他们都没有参加高考,而是山东各市数学竞赛的优胜者。

那以后有点像讨论班,老师布置任务,大家分头去查阅文献,然后每周一次聚在一起轮流报告、研讨问题。可是到头来,还是失去了两位成员。

宇弟和一宏后来觉得自己的兴趣不在数论,而分别选择了实变函数和泛函分析方向,他们各自考取了中国科学院数学所龙瑞麟研究员和本系郭大钧教授的研究生,之后又先后出国留学了。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和澳洲见到他们,没想到宇弟已改行做计算机,而一宏依然坚守纯数学,还曾邀请我到他任教的新英格兰大学讲学。

王炜和我一直研习数论,成了潘师的研究生,跟着他读完了硕士和博士(那时没有硕博连读)。毕业后王炜留校任教,很快被破格晋升教授。他关于算术级数上最小素数的上界估计研究的一度领先世界,那是由潘师首先开创的领域,可以说是潘师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之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相比之下,科大少年班的宁铂和谢彦波同学远未取得王炜那样的成就。和小谢一样铩羽而归的还有干政,他俩有着惊人的相似,都在普林斯顿,都学理论物理,都与导师关系紧张。“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带过他们的一位老师说,而一些少年班同学也承认,他们至今仍欠缺这方面的能力。“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一旦过了那个年龄,这一课就永远补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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